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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辨析

人本论语2018-06-24 03: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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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运行机制有深刻洞察。1974年与他理论对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1991年哈耶克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


全书概要:《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 berty)首次出版于1960年,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一部重要代表作。哈耶克基于个人理性有限性和社会秩序自发性,认为自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强制,自由社会秩序是对公民产生极小的强制并带来物质好处的秩序。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更好地应对机遇偶然的事件并获得文明发展的更大动力,压抑自由必然导致文明的没落。


《自由秩序原理》系列摘录之一


第一部分  自由的价值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演说家和诗人都极力赞颂自由,但却没有一位演说家或诗人告知我们自由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对于此类问题的态度,当取决于我们视文明为僵固之物,还是视文明为日渐发展之物……。在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任何对于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所可尝试之事务的数量,从而亦会降低进步的速率。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行动的自由之所以被赋予个人,并不是因为自由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满足,而是因为如果他被允许按其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一般来讲,他将比他按照我们所知的任何命令方式去行事,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人。

       ——H.B.Phillips



第一章   自由辨析


当下有两种不仅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物事,都以一名冠之,即自由

         ——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在一种社会状态(condition)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coercion)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我们称之为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这种状态称为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或人身自由(personal freedom);公民的”(civil)和“政治的”(political)是分别源出于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同义词,“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往往容易与“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相混淆。自由政策(a policy of freedom)的使命,就是要致力于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人,或至少是欧洲人,一跨入历史便被归为自由的与不自由的两类;尽管自由人间的自由可能有着很大不同,但是这只是他们在独立程度方面的不同,而奴隶却根本没有独立可言。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independence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 other);这与一人凭藉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相对照。尽管在其他意义上讲,人们也有理由说自由有着不同的种类,例如“免于(或摆脱)……的自由”(freedom from )和“做……的自由”(freedoms to),但在本讨论中“自由”只有一种,其差别不在种类而在程度。就此一意义言,“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这尤其意味着,人于某一特定时间所能选择的各种物理可能性(physical possibilities)的范围大小,与自由并无直接的相关性;一个陷于困境的攀登者,虽说只看到一种方法能救其生命,但他此时无疑是自由的,尽管我们很难说他是有选择的;如果看到此攀登者跌入深渊而无力脱困,那么虽然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称其为“不自由”,说他被“剥夺了自由”或被“因而丧失了自由”,其意义与它们被适用于社会关系时的意义极不相同。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或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some assured private sphere),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自由的原始意义与其他意义,只具有唯一一项共通属性,亦即所指称的都是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欲的状态;我们的当务之急则是必须尽可能详尽地阐明二者之间的差异。

2.人们通常称谓的“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乃是指人们对选择自己的政府、对立法过程以及对行政控制的参与,它是经由将自由的原始意义适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群体而形成的概念,从而它赋予了人们一种集体自由(collective liberty)。但是,此一意义上的自由民族(a free people),却未必就是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民族(a people of free men);而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人,亦毋须以享有这种集体自由为前提条件。我们绝不能认为,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生活在美国的外侨、抑或无权投票的未成年人,由于不享有政治自由,因而亦就当然不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full personal liberty )。那些刚具有行为能力的年轻人,虽然已同意他们出生于其间的社会秩序,但很可能不知道可供替代此一社会秩序的选择,或者说他们对于此一社会秩序很可能毫无选择可言,甚至与其父母思维方式不同的整个一代人,亦只能在进入成年后方能变更此一社会秩序,这种情形不会亦不必使他们变得自由。当然,任何人都能够视自由为积极参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和公法制定(public law making)的过程;但这种与原始意义的自由相混淆的危险在于,有可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投票或缔结契约的方式而使自己处于奴役状态从而同意放弃原始意义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投票而将自身置于一种完全屈从于暴政的状态之中。同样道理,一个人以自愿但却不可撤销的方式把自己的劳务长期地出卖给类似于外国军团这样的武装组织,或一个耶稣会牧师遵循其生活秩序之创建者的理想并视自己为一“行尸走肉”,不能认为他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由此可见:选择政府未必就是保障自由。再者说,如果人民同意的政权从定义上讲便是一自由的政权,那么讨论自由的价值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可言。一般而言,个人自由的倡导者都同情民族自由(national freedom)即一个民族欲求“摆脱”外国的枷锁并力图决定其自身命运的诉求,而且也正是这种同情才导致19世纪自由运动民族运动之间形成了持续勾连;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民族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的甚至有时会导使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他们本族的专制君主,而不选择一个由外族多数构成的自由政府,并且还常常能够为暴虐限制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自由提供借口。尽管欲求个人自由与欲求个人所属之群体的自由,所依据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是相似的,但我们仍有必要明确界分这两种概念。

3.与自由原始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乃是“内在的或形上的或主观的自由”(inner or metaphysical or subjective freedom ),它可能与个人自由更为相关因而亦就更容易与之相混淆。内在自由所指涉的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个人的行动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理性或持恒的信念所导引而非为一时的冲动或情势所驱使,但其反面并非他人所施之强制而是即时情绪或道德缺失及知识不足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功地按其深思熟虑做他所欲做的事情,或者在紧要关头丧失意志或力量从而不能做他仍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不自由的”(unfree),亦即成了自己情绪的奴隶;当某人因无知或迷信而不去做他在获致较佳信息情形下会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视他为不自由,据此我们宣称“知识使人自由”(knowledge makes free);一个人是否能够理智地在不同替代方案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是否能够理智地坚持贯彻一项他业已拟定的解决问题方案,与其他人是否将其意志强加于他,实属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内在自由”的概念与哲学上所谓“意志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由理想危害最大者,莫过于这样一种错误信念,即科学决定论(scientific determinism)已经摧毁了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笔者拟在本书第五章中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

4.个人自由与自由所拥有的第三种意义之间的混淆更为危险,即把“自由”(liberty)用来指称“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实质能力”、满足我们希望的力量、或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替代方案做出选择的能力——这种免于(或摆脱)障碍的自由”(freedom from obstacles),亦即意指无所不能(omnipotence)的自由,似乎存在于许多人的梦想之中,具体表现为幻想能飞翔、能不受地心引力之影响,并且能够“像鸟一样自由”飞到任何他们所想望的地方去,或他们有力量按其喜好变更他们的环境。这种视自由为能力或力量的观点,一经认可就会变得荒诞至极,使某些人大肆利用“自由”这一术语的号召力,去支持那些摧毁个人自由的措施;这种观点一经认可各种诡计亦将大行其道,有些人甚至可以借自由之名而规劝人民放弃其自由正是借助于此一混淆,控制环境的集体力量观(the notion of collective power)才取代了个人自由观,而且在全权性国家(totalitarian states)中,人们亦已借自由之名压制了自由。为了使自由的概念更为精当,我们很可能应当将自由界定为约束与强迫(constraint)的不存在。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这确实可以为一些别有意图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约束之不存在的自由概念,转换成把自由定义为“实现我们欲求的障碍不存在”、甚或更为一般地定义为“外部阻碍之不存在”(absence of external impediment)的概念;这种定义无异于将自由解释为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有效力量(effective power),在此观念——认为“自由就是力量亦即那种做特定事情的有效力量,”而且“诉求自由便是诉求力量”——支配下的做法无疑会渐渐侵损个人的自由。

5.那种把作为力量或能力的自由与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相混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把自由视为财富(wealth),而且还可以使人们利用“自由”这一术语所具有的一切号召力,以支持那种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但是,我是否是我自己的主人并能够遵循我自己的选择,与我对之必须做出选择的可能性机会是多还是少,纯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享有豪奢生活但须唯其君王之命是从的朝臣,可能会比一贫困之农民或工匠更少自由,更少能力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和选择自己认为有益的机会;同理,一位统率军队的将领或一位指挥大建设工程的负责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颇无限制的巨大权力,但较之最贫困的农民或牧民来说他们的自由却可能更少,更易于按其上级命令去变更自己原有的意图和计划,更少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或决定何者对其最为重要者。一些人很可能不会珍视我们所关注的自由,也不认为他们从自由中获致了巨大的裨益,甚至还会为了获取其他利益而随时放弃此种自由;有些人可能更极端,甚至认为按自己的计划和决策行事的必要性,与其说是一种利益毋宁说是一种负担。应该承认,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甚至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有犯重大错误的自由或有冒生命危险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能力自由、政治自由内在自由这三者状态实与个人自由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共通品格。否则就会陷入一种最为拙劣、学究式咬文嚼字的哲学现实主义(philosophical realism)语言学陷阱。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些状态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这种选择亦不能通过追问自由作为整体是否会得到增进而只能借助确定这些不同状态中何者能得到我们更高评价的方式来进行。

6.类似和平、安全、稳定等表达某种特别阻碍或邪恶之不存在的所有词语一样,自由也属于一种负面否定性(negative )概念;它是否能够具有正面肯定性(positive),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使用或认识——自由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获致某些特定的机会,但却允许我们自己决定如何处理或运用我们所处于其间的各种情势只有当自由缺失时,“自由权项”(liberties)——某些群体及个人在其他人或群体多少不自由的时候仍可获致的具体的特权或豁免——才会凸显;从历史上看,人们正是通过特定“自由权项”的实现而逐渐迈上自由之路的。但是,一个人应当在得到允许以后方能做特定事情的状态,并不是自由,尽管这可以被称为“一项自由权”(a liberty);虽说自由与不允许做特定事情的状况相容,但如果一人所能做的大多事情须先获致许可,那就绝无自由可言。自由(liberty)自由权项(liberty and liberties)的区别在于:前者指除规则所禁止的以外,一切事项都为许可;后者则指除一般性规则明文许可的以外,一切事项都被禁止。就最古老的自由共同体——古希腊诸城邦——的状况而言,所谓获致自由即归还“自由人”身份的奴隶解放法令通常赋予被解放者的四项基本权利:一“共同体中受保护成员的法律地”;二“免遭任意拘捕的豁免权”;三“按照自己意欲做任何工作的权利”;四“按照自己选择进行迁徙的权利”。这是18及19世纪自由基本要件,其中之所以并未授予拥有财产权利,只是因为即使是当时的奴隶亦可享有此项权利,如果将后者含括其中即构成保护个人免受强制的自由原则一切要件,但这根本不涉其他意义上的诸自由或“新自由”(new freedoms)。如果奴隶只拥有投票权,显然不意味着他已然自由了,任何程度的“内在自由”亦不能改变他的奴隶状况,任何程度的奢侈或安逸生活或者他可能对他人或自然资源施加的支配力,亦都无法改变他对其主人专断意志的依附状态;如果他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只受制于平等适用的法律,也能免遭任意拘禁并能自由选择工作,又能够获致并拥有财产,那么任何其他人或群体都不能强制他按其意志行事

7.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对强制、专断、一般性规则法律(general rules or laws)等与自由紧密相关的观念做出较精确定义之后,我们才能对自由做出精确界定。强制之所以是一种,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所谓自由行动(free action)乃指一人依据其自己知识所确定的手段而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自由行动所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基本依据(data)是不能由他人依其意志所型构的,也就是预设了一个众所周知情形(a known sphere)——他人不能对其间那些情境加以安排亦不能迫使行动者按他们所规定的选择行事。然而,强制不能完全避免,自由社会处理此问题的方法,就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这完全有赖于国家能否对众所周知个人私域(known private sphere of the individuals)的保护以免遭他人干预;为此,应通过众所周知的一般性规则约束将政府这种强制权力减至最小限度,甚至在必须采取强制的场合,也应当通过把强制限制于有限的并可预见的职责范围,或者至少通过使强制独立于他人专断意志而使它不致造成最具危害的影响。由于政府的强制行动已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并且依据于一般的抽象规则——其对特定个人的影响在事先谁也不能预见,所以这种强制行动也构成了个人制定并实施其计划所凭借的各种基本依据;换句话说,由于强制以众所周知的规则为依据,所以它就成了一种有助于个人追求其自己目标的工具,而非一种被用以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

(摘录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邓正来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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